2012年8月30日

張懸 – 告白


2012/08/30 鐘聖雄 / 整理報導
出處 http://pnn.pts.org.tw/main/?p=46674

第一次見張懸似乎是2004年,朋友說有個很棒的地下歌手,然後順便補充道:「她是某某某的女兒。」第二次見到她,是在2005年10月30日的樂生院,她到院區裡唱歌,聲援當時沒有人看好的保留運動;結果過了7年後,我才知道她因為自己是某某某的女兒,遭到陌生人的辱罵,並且說她不瞭解議題,只是膚淺的聲援。又過了幾年後,她以《寶貝》一曲爆紅,連我在軍中長得像剛搶完銀行的同梯,睡前都要邊聽寶貝邊入睡。


之後幾年我幾乎忘了這個人,直到臉書變得無所不在,而我開始藉由按快門敲鍵盤騙點錢花,張懸的名字才又偶爾出現在我的眼前。從反美麗灣飯店,到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反旺中運動,張懸的發言和行動,不只經常性地佔據諸多好友的塗鴉牆,也開始因旺中案的沿燒,開始攻上了商業媒體的版面。

針對美麗灣飯店開發案,張懸捐出兩張Radiohead的演唱會門票,徵文請各界提出實質、可行的改善方案,還親自出席相關記者會,以具體行動表達立場(雖然她說要回家拿吉他拖了很久,最後也是沒唱歌)。對於旺中案,張懸更在一片喊殺喊打的圍剿旺中(記者)氣氛中,在演唱會公開表達反媒體壟斷立場,卻同時呼籲大家聲援中時記者。隨著她的發言越來越多,也普遍受到佳評的同時,正處於唱片宣傳期的她,卻要大家別因為認同她講的話,就跑去買她的專輯。

於是我抱著「這人好像很有意思」的想法,開始透過吳志寧去要她的聯絡方式。我記得吳志寧當時說:「其實張懸那麼多年以來,一直都是對社會議題很有想法的人。」結果這個「約出來聊一下」的想法,最後輾轉約成了;只是,採訪時間只得一小時,而且地點還是在吵雜的咖啡廳中。坦白說,即便在開始採訪的前幾分鐘,我都還抱持著可能會背叛張懸的宣傳,最後寫不出東西的想法,因為我還是擔心自己(以及立報記者呂苡榕)和張懸會聊不出什麼來。

事實證明這些擔心都是多餘的。張懸在一個小時的採訪中,像是把自己淘空一樣,滔滔不絕地訴說自己心中滿滿的期待與想法,幾乎讓人無法招架。她說,自己最不希望得到的評語,就是諸如「張懸很棒」之類,將她給特殊化、個人化,並且針對她個人的迴響與評價。即便如此,我仍然必須說句不中聽的話 – 張懸是個非常有想法的人 – 即便她說話像個老人,哭點又低。為難地是,她希望專訪內容不要只是凸出她個人,而是讓讀者在理解她的想法後,相信她和多數人沒有不同,並且希望你也能和她一樣。

天知道那對記者來說有多麼整人。所以,我決定直接把九成以上的採訪過程全部公開,在盡量不刪減對話過程的前提下,讓你也能透過問答內容,去貼近並且理解,張懸想對每個人訴說的告白。希望你我,或是她,沒有人需要孤單。



為什麼選擇對旺中,還有那麼多的社會議題公開表態?



台灣永遠二分法,但對社會越重要的事情,越需要辯證。NCC擋下壹電視上架時,沒有太多人討論,大家以為本來就是要這樣,但正因為「大家以為都這樣」,就沒有充分討論。

公民輿論有所覺醒,政府才能知道最大民意取向是什麼,而不是「他以為」民眾仰賴政府決策,去衡定社會的動態,我覺得這很重要。你不能永遠都等政策出來,然後鼓掌或唾棄,因為這權力一直以來都是你的。憲法告訴你,就在你身上,而你居然沒有試圖去爭取,在輿論裡成長,發言,產生力量的機會,這很可惜。

如果我覺得自己是歌手,不能介入什麼,上班族不能改變什麼,就全部會影響到,記者也覺得自己是做工的,完全沒有媒體公器的力量在,變成集團產業一環。這現象有一天就會發生,如果我們社會是這樣看待工作價值的話。

你反一個東西沒有用,你不能把政策制訂交給政府,你必須要有意見,哪怕你的意見,一開始是害怕猶豫、有道德的疑慮,你都不能因為這樣,三言兩語就放棄發言權。發言是溝通過程,別人知道你知道這事情,我們之間交集,說不定就會回頭影響對方。但如果我們永遠封口不談,把跟人有關的權利、公共媒體文化有關的權利,放在很高的地方吵來吵去,這社會已經開放民選的時代,還不能產生輿論共識,或是輿論自覺,產生真正辯證的管道,那我們有沒有媒體,基本上都是自我放逐的一群。

我覺得台灣社會有很大一種自我放逐現象,放逐到消費裡,放逐到文化追捧中,把文化和知識份子,送進廣告業,送進…唉…送進一個豢養的地區。因為知識份子覺得,社會不需要他們多講深奧的東西,因為講深奧的東西沒有收視率,而你得到的受眾,是已經知道這些事情的受眾。

我不求社會上每個族群認得我,可是我也承認,創作歌手在流行業界是值錢,是被尊重的,我就拿這份尊重,換年輕人一點思考。所有需要推動,能夠被改善的事,都必須靠年輕人,即使中年人放棄傳承智慧,年輕人有沒有自覺,都將決定下一個十年。

就像林懷民,他不能幫台灣舞蹈界做更多了,除非有新的舞者出來,他不會改朝換代,但他會承接學習的東西,跟思考的東西,發揚下一個年代。台灣社會一直都是這樣,企業只去補助大家公認最好的東西,而不去扶植有潛力的東西,而年輕人如果看不見自己的潛力,包括自己發言的潛力,干於自我放逐,認為社會不需要自己的聲音,出社會隨波逐流,那就倒因為果了。因為你一旦進入社會,你就是第一個能改變的原因,而你怎麼期待五十歲的人改變給你看?一個年輕人會感覺孤單,但十萬個年輕人都遇到同樣問題,並對問題要求、嘗試,任何改變都有可能得到新的變化。



《玫瑰色的你》、《危險的是》,兩首歌都很有社會意識,為何公司願意給你這樣的空間?



我很焦慮的是,如果迴響只針對我個人評價,那我永遠都只會是一個泛情調的歌手。年輕人如果沒有在歌裡得到觸動,而且變成嘗試實踐,用你的KNOW HOW去嘗試,並產生自己的心得跟經驗,這些歌就只能流於憑弔、訴求。我頂多得到一句「張懸很棒」(苦笑),但這件事情無法讓我們活在更好的環境下,我不是為了得到這評價,所以將這些文字公開。



你不希望別人說「張懸很棒」,但Youtube上有關《危險的是》的留言中,獲得最佳評論的,卻是「危險的是,如果這世界沒有張懸」…你怎麼看?



我要哭了…在我得到肯定的同時,我也必須尖銳而誠實地說,如果評價只回到我身上,無法鼓勵年輕人的行為與思考,將回過頭決定一個歌手的評價。你給我多好的評價,我都會被邊緣化,我都只會是一個泛情調的歌手。因為社會大眾還是在看,喜歡我的年輕人去追逐我的表演,而不是因為我的表演得到鼓舞,嘗試在自己生活中做新的改變。

改變本來就不簡單,年輕人太容易被社會恐嚇,告訴你說「想得美」、「不可能」,但活越久的人越知道,好的事情本來就不容易做,所以那麼多人才放棄,不是嗎?

可是好的事情如果就是好,回歸本質和它能帶來的影響,你願不願意用年輕人的聰明才智、體力和熱情,去為社會嘗試找到,把好的事情變得更簡單做到的方法?花幾次失敗的時間,去摸索一個管道,去發明,這是一樣的。我也把自己當年輕人看,我認為自己對社會能夠有的最大的貢獻,就是如何把好的事情,用更簡單的方式做到,即使我知道,他本質上這麼困難。

年輕人擁有各樣的創意,可以把好的事情,在這年代用更簡單的方式做到。創意就是你最大的資產,是養活自己的能力。串聯在一起,你就知道不能獨善其身,在眼前的台灣社會存活,除非你把創意分享出去,並落實在真的重要的事情。



之前妳在網路上送Radiohead演唱會門票,徵文討論環境議題,希望獲得什麼?



不會獲得什麼。工作上其實我也不能去,但身為歌手,我賺得比一般年輕人多一點,四千塊的票不會讓我少塊肉,但如果,可以讓某兩個有創意的年輕人多一塊肉,那就有價值。

在網路上開放討論是很好的事,既然年輕人聽不下學者的話,那就讓你知道,資訊與知識的交換,可以很輕鬆。我也不介意長期這樣做,但條件是我的受眾要有回應。所以我不要心得文,因為它有情感交換,卻沒有知識交換,情感交換太多了,年輕人其實有很多能力去為事情表述,端看他願不願意。

其實我很常被邊緣化。很右派的人覺得,我到底在搞什麼?包括我的長輩,或是過得很好的人,會覺得你在幹嘛?很左的人會覺得,你沒事去淌主流的渾水,你在幹嘛?所以長期以來,像我這樣的人,真的想講什麼,懂的人不見得會願意出來,陪我一起給年輕人機會,去思考這些事情。

現在的中青一代,對年輕人控訴成分多。我看年輕人是嚴肅的,因為我本來就是嚴肅的人,但我不會去用嚴肅的心得,要求年輕人扛起責任。我只是不斷地希望年輕人知道,所有事情都是環環相扣。

今天產業不健全,你現在有機會去說張懸很特別嗎?我保證,產業不改善,我終究會被放逐,只要一點點不幸運,少一點明星風采,我就會被放逐了,然後你們就會感嘆,台灣怎麼沒有原創性?這些事情都是環環相扣,越好的環境,本來就越能培養專精把事情做好的人。

我盡可能忽略自己被邊緣化的事情,反而希望徵文比賽,有夠深入的文章,藉由比賽帶出你平常不看的報導。因為報導不難懂,但你可能看到它有三頁,所以只看標題。

台灣人只看標題,就是這樣養成的。越來越多記者被主管要求,只能用三百字寫完,但標題記者卻管不到。要養成專業記者已經很難了。(張老闆開始自己華麗地離題了;或者說,她開始回到第一個問題)

我以前看八零年代好萊塢電影,很多追查兇殺案的記者,會跟老主編爭論,說不能動我的新聞,他們還有公平的爭論在,因為記者知道自己能寫什麼,主編也知道,所以可以就立場去辯論,台灣還有嗎?因為這樣才不會有砲灰,年輕人才不會以為,為了完成理想或原則,我就是直接辭職。

你還沒有遇過最核心的問題,就被外界三言兩語掃掉,你的理想回過頭來,看來就是那麼柔弱,以致於你無法照顧它。你可以在最核心問題上大挫敗,覺得時不我予,不如歸去。我也有這樣的心情過,但你要能分辨,哪些是你切中核心挑戰失敗,而哪些只是被颱風掃到,就覺得自己風雨飄搖。



所以妳覺得旺中記者不應該辭職?



中時記者離職是個人選擇,但社會要能理解他們辭職的立場。就算沒提出訴求,辭職就是行動,而我們社會要繼續這樣孤立記者?寫得出真話的記者,不能只留在圈內被說好說壞,流於業界論斷,那就是被壟斷的圈子,社會大眾就再也無權要求媒體為社會做什麼。



所以妳認為媒體和閱聽眾是斷裂的?是單向傳遞而沒有互動?



我不覺得是斷裂,而是一段不被祝福的距離。我不覺得一對相愛,有無數條件很難在一起的人,他們就命不該相愛。

你知道這事情,你也在乎,你只是沒有那麼多時間掏心掏肺地在乎,因為你也對自己生活感到焦慮…就像是要失去一個,你還是希望能好好在一起的人一樣,只是要有一點危機感。

年輕人最適合熱血談戀愛,你不會放棄找方法跟你喜歡的人在一起,所以不是斷裂。連媒體都不見得鼓勵你們可以在一起,但你如果覺得文化媒體,甚至經濟政策,和你有重要聯繫,千萬不要輕易被講說那是斷裂的,因為你就會覺得無望。你只要知道,你們現在不被祝福,可是如果還有任何機會,年輕人,Go For Your Love。

你有無數方法,可以和自己喜歡的東西、人在一起,可你敢去跨出多少距離?還是流於一種喟嘆,覺得全世界都不祝福自己?所有的累積,是為了真正屬於你的機會出現,出現了還要去把握,但也是因為這樣,所以愛情才可貴得不得了。你覺得沒人能像你一樣,去擁有你的愛情。那是獨一無二,你自己造就培養的。

所以我不覺得自己樂觀。很多事情像羅蘭‧巴特(Roland Barthes)講得一樣,很多理性邏輯,反而可以用談戀愛這件事情來談。如果有些事情注定失敗,或無法改善,也只是因為他在你生活中,你忽略了,或覺得不夠重要。但每個人面對不能失去的東西,都有無窮的潛力。而我只想知道,年輕人,你覺得這社會對你重不重要?因為你對這社會好重要…好重要…

所以如果連年輕人聽到我這些話都卻步,不想講什麼,那我就接受。只是說,我親口說出這樣一句話,我等於是告白了,然後看有沒有人要我。



所以你在等待什麼?等待什麼樣具體的畫面發生?



我在等觀眾有新的自覺。我希望看到更多文章,不是三言兩語講我好,或是一句喟嘆。我聽說自己好像受大學生歡迎,但我想知道,這份歡迎是因為他們覺得我是很酷的大姊姊,或是因為他們找到同路人,所以不放棄嘗試?當他們不放棄嘗試,即使失敗,我都保證他們會有我這樣的人在聆聽、回應。

他們沒有自己想得那樣孤單,可如果他們只是一直接收這些(三言兩語講我好的)訊息,那我們終究會被隔得很遠。只要媒體不再報導我,只要我在主流市場跌一次跤,我們就從此天涯兩不相見了。

所以我不會說,我要看到某個事情一定要發生。可是年輕人一定要開始,去想各種方法讓事情發生,因為事情要發生一定有些現象,他需要非常多因素同時出現。像Occupy Wall Street,它不只是抗議行動,網路上有大量V怪客的事情流傳,年輕人或各樣創意媒體,開始找出有趣的標語、歷史,連金恩博士(Martin Luther King, Jr.)的話和照片也被找出來到處發。

這些東西會讓現象變成龐大的民意訴求,而無論抗議有沒有演變成更大的事情,訴求本身就會不斷地開始烙印;有些是浮水印,有些是刺青。但無論如何,我們承認大部分的群眾,都想要被人看到,哪怕是刺青或浮水印。只要群眾被看見,就能明白力量在哪裡,有多大。

台灣不能再害怕抗議帶來的暴力或慌亂。我們要停止覺得,有訴求會帶來混亂。有訴求不會帶來對立或混亂,那會帶來聲音,最後說的最多的,有可能就會是社會主流,那你希望什麼是主流,不能只在心裡默唸三百遍。



這三、五年來,從樂生、反國光石化、工運、農運,年輕人投入抗爭很多,對你來說是Getting Better?



對我來說,不是Getting Better,而是說,我不要這些年輕人孤單。因為他們需要更多的年輕人,他們需要的不是我。在我成長過程中,很多次被當成異類,被當成太特別的人,所以我明白,做這些事情的年輕人,需要的不是社會的肯定,而是更多年輕人的連結。

比方說剛進新聞業的記者,前兩年要處理很多狗屁倒灶的事情,要承受非人道的報導方式,但這些磨練中,你不能只是去看哪些稿有用沒用,而是去找你的方式,保住工作也保住基本原則,再談更細緻的專業,這需要很多進程。

如果說大部分年輕人進入新聞業,也是隨波逐流,那我會常常看到一個有心的人,跟我曾經一樣,這麼的孤單。台灣那麼小,在行業裡的孤單不應該這麼龐大…不應該是那麼孤單地在挑戰一個行業。

所以我覺得不是 Getting Better,而是 Getting More Obvious,讓年輕人看到身邊有很多人在做。





上次看新聞看到哭是什麼時候?(離題後還有離題,但最後離奇似的回題了)



上次真的很難過,是看吳音寧擋在怪手前面。我聽過很多藝文界的人士,覺得專業就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,但我們必須要回過頭去想,什麼時候台灣的社會,要讓作家覺得自己的責任不是把東西做好,而是寫好也沒有用,你必須擋在怪手前面?

什麼時候,我覺得我的工作不是推銷我的專輯,而是…要哭著跟…我的觀眾說…希望年輕人不要害怕,去面對這社會真的令人很傷痛的事。二十歲的傷痛,還會化做一種動力,五十歲的傷痛就是傷痛。

我不認識吳音寧。我一直都很自卑,我就是流行歌手。我能做的事情,反而不是交朋友,而是真心去理解她在作的每件事情。假設我們都盡了各自最大的努力,我可以理解她在怪手前面有多孤單;就好像,我面對記者時也很孤單,即使是盡了最大的努力。

我當時看到後續報導,想說講半天,激情過去,沒有人參與更多,或試著去瞭解更多關於中科的部分,尤其是台灣的土地開發、農業政策、經濟政策。美牛案和中科搶水是一模一樣的事,政府都說是為了你好,不是嗎?

政府根本就認為,民眾不知道自己要什麼。他們沒有聽見過,所以他們覺得,民眾選他們出來,是仰賴他們為你做決策。但民主應該是,我仰賴你可以去幫我實踐一件我們要的事,而不是你幫我做決定。政府要去做的是實踐,而不是回過頭告訴我,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。社會要負的責任,是告訴政府你要什麼。

腐敗到極限時就會出現改變,改變永遠都會來。我想知道台灣社會什麼時候可以健康一點,或聰明一點,在還沒有腐敗時後,就靠新的聲音,靠辯證的力量,讓她不用非得到腐敗,付出那麼大的代價,然後才能有翻盤的機會…我是個流行歌手,竟然講這個…(嘆)



現在還是很孤單嗎?



孤單不代表不孤獨,其實我非常孤獨。我不太願意接受,我得到的只是「張懸是一個很棒的歌手」,然後我看著一路影響我的人,全部變成砲灰,在這社會中像用被流放的方式,去面對那些傷感的事情。從音寧到巴奈(Panai Kusui)都是。

你知道Panai有多少機會,可以變成台灣最重要的女歌手?她有一副真的太好的嗓子,第一張專輯,對於城市人來說,也經典得不得了。但什麼讓她必須要用母語,去訴求一些真的回歸土地正義的事情(指原住民運動、反美麗灣運動)?她放棄了很多,雖然她不覺得是放棄,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,可是台灣就是這樣,失去一個又一個可以變成經典人物,或是能夠出現經典作品的歌手。這都是牽一髮動全身的,如果你讓一個歌手去做那樣的事,她就不能在流行音樂產業,去做更多純音樂的事情。



會不會擔心自己最後還是只被當成「不一樣」的偶像歌手,卻沒人去思考發言內容?



所以我可以透過你們,對大眾說(這些話)。我很少對觀眾提出過什麼要求,甚至說去預購,我從來都沒有…從來都沒有。所以在這最後,我可以說的一句話就是,如果喜歡我的觀眾,真的知道我需要、想要什麼的話,我願意開口說這麼唯一一次。

「請你們在你們的環境裡面,去幫助另外一個張懸。去做一件小小的,像我一樣可能會做的事情。只要我不是一個人,你們就不是一個人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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